“十多年前，我有兩個愿望：一個是營養立法，還有一個是女兒出嫁。如今，女兒的孩子也已一點點長大，而營養法卻仍未落地。”從2002年開始就在為營養立法做調查、準備材料的中國營養學會榮譽理事翟鳳英感嘆。

解決好營養問題，每年可節省168億元

“吃飯還要立個法呀?”每次遞交營養立法相關材料的時候，總有人這么問翟鳳英。她內心卻一直很堅定，“還真有必要，而且非常必要，吃飯營養不達標，問題很大！”

改革開放前后，中國居民膳食結構從高碳水化合物、低蛋白、低脂肪、低維生素的“一高三低型”快速轉換為高能量、高脂肪、高蛋白、低膳食纖維的“三高一低型”。

吃得“好了”，一些毛病也跟著來了：《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(2015年)》顯示，全國18歲及以上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別達到30.1%和11.9%，高血壓患病人數已超過2億，糖尿病患者達到9700萬，與膳食不平衡有關的慢性病死亡占死亡原因的70%，上述慢性病每年住院醫療花費為827.3億人民幣。

《2018全球營養報告》顯示，全球194個國家和地區每年因營養性疾病損失3.5萬億美元，而超重和肥胖花費5000億美元，大概是中國GDP的1/3到1/4。而中國是第二大營養不足的國家，但也面臨肥胖問題，營養缺乏和營養過剩共存。

不過，這其中很多病都是可以預防的，如果做好營養干預與疾病預防，則就是一份“賺錢的買賣”。國內外研究表明，每投入1元資金進行社區高血壓的綜合防治，可以節約心腦血管病的治療費用8.59元。

我國高血壓患者約1億人，僅此一項防治措施就可每年節省醫療費用7~8億元。我國營養不良改善項目結果顯示，營養不良若被控制，每年可節省168億元。

我國目前已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，市場食物供應充足，2003年底人均收入達1000美元，我國與國外營養立法的背景相比，已經具備了社會經濟基礎。正是營養立法的好時候，可以及時止損。

國內外實踐表明，人均GDP由1000美元增至3000美元的時期是居民膳食營養結構迅速變化的關鍵時期，也是營養改善的關鍵時期，此時若加以正確的營養指導，將明顯提升我國居民的體能和智力水平，預防營養缺乏和營養過剩，增加整體健康度。

“建設健康中國，首先得保證全民健康，如果人人都是病病歪歪的，或者只是靠高昂的醫療而不是預防來延長預期壽命，談何健康中國。”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健康所副所長張兵教授認為，我國營養改善工作需要營養法律來強化和保障，營養立法問題應當優先納入議事日程。

70多年前，美國和日本就頒布了營養法

在營養立法方面，美國和日本是走在前面的，分別于1946年、1947年就頒布了營養法，現均已非常系統且全面。

美國是最早制定營養法的國家之一，1946年制定了《學校午餐法》，聯邦政府援助的“午餐計劃”是作為“一種保障國家安全的措施”而建立的；1966年，美國總統約翰遜簽署了《兒童營養法》，并作出批示：“營養好是學習好的必要條件”。此外，還有《全國營養檢測及相關研究法》、《營養標識和教育法》和《膳食補充劑衛生與教育法》等多項法律，是目前世界上營養法規最健全的國家之一。

日本緊隨其后，于1947年頒布了《營養師法》，1952年頒布《營養改善法》，1954年頒布《學校供餐法》，在經濟極端困難情況下，用營養法規保障小學生營養午餐制度，大力提倡飲奶，建立營養調查和營養指導制度，取得了明顯的效果。目前日本兒童青少年的身高比我國兒童青少年高2～3厘米。另外，日本還頒布了《廚師法》、《學校保健法》、《食育基本法》等一系列法規，甚至還做成了“食育榜樣”，全世界食育看日本。

“我在日本待了7年，深切感受到了日本人對吃這件事的重視。”張兵教授說，學校和醫院配有營養師自不說，日本的營養教育和科普也做得很好，電視上經常講一些烹調的技巧和食物營養。他們的“市民館”或者“社區活動中心”常有一些自發性的活動，教老百姓實際操作做飯和營養搭配。他們很注重飲食多樣化，便當里動物性食物、蔬菜、水果等都有，而且擺得很好看，他們的超市里還經常有各種食材的半成品，用的時候直接搭配就可以了，既方便又容易做到食物多樣。

翟鳳英在去日本調研的時候，也發現了日本人對執行營養法的嚴肅。如果你“大腹便便”，不好意思，單位是不讓你進去的，把你的大肚子減掉再來上班。

也許有些人會說，這都是發達國家，基本溫飽解決了，才想著為營養立法，其實不是。翟鳳英說，“美國和日本在制定營養法的時候當下狀況并不是特別好，尤其是日本，他們的營養法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后，其國內經濟狀況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制定的。他們很早就急著營養立法，說明他們意識到營養的重要性了。”

翟鳳英補充，“我的碩士是在菲律賓學的營養規劃，那時候我們都是來自各國的同學，斯里蘭卡的同學畢業回去時，政府還會專門在他們當地很重要的報紙上刊登‘歡迎XXX學營養歸來’，可見他們國家對營養有多重視。”

除此之外，還有很多國家也非常重視營養立法。芬蘭、澳大利亞、菲律賓、韓國、泰國、印度、肯尼亞、沙特阿拉伯等國家先后制定了營養相關法律法規，但是中國的營養立法工作遠遠落在了后面。

近幾十份提案，中國營養法難產幾十年

中國的營養立法其實也是在一直推動，但是呼吁了30多年，立法提案提交了很多次，營養立法一直被排在待立法的隊伍后邊。

“我現在血壓有點高，可能就是被營養立法‘折磨’的。”從2002年開始就一直推動營養立法的翟鳳英調侃道，并將這些年聽過的和走過的營養立法路上的艱辛慢慢道來。

從20世紀80年代起，營養領域和營養相關的專家就開始呼吁營養立法，1985年原衛生部就臨床營養工作的重要性下發文件“關于加強臨床營養工作的意見”，明確了營養工作在臨床醫療中的地位。1997年為落實《中國營養改善行動計劃》，初步形成了《營養師法》草案。2001年營養專家再次進行營養立法提案的啟動工作，從2002年開始通過政協、人大代表向全國政協和人大進行營養立法的提案。

好在，2004年3月有個好消息，溫家寶總理在46名院士及營養專家的營養立法呼吁信上作了批示，經調查和研討，國務院法制辦建議“先從條例入手，試行一段時間后正式立法”。

中國營養學會相關專家興致勃勃地起草了《營養改善條例》(草案)和立法背景說明等大量的文件，也開展了多次的營養立法調研。但是，由于我國面臨著大量的立法需求，營養立法工作還難以在近期進入國家的立法程序。2010年發布了《營養改善工作管理辦法》，但《營養改善條例》至今還未正式發布。

近幾年，營養立法的聲音也一直有。《國民營養計劃 (2017～2030) 》明確提出要“完善營養法規政策標準體系，推動營養立法和政策研究，提高標準制定和修訂能力。”2019年，國務院印發的《關于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見》繼續強調推動營養立法和政策研究。

但行政命令和文件不能代替國家立法，沒有立法，政府的營養干預政策與措施難以落實，營養改善計劃未能產生應有的效果。

“全國衛生、營養、教育、科技、農業、食品、宣傳等社會各界呼吁營養立法已經三十多年了，近年來全國人大代表，全國政協委員也都在全國‘兩會’召開期間提出多項提案，但聲音還是小了一些。”翟鳳英說。

營養立法緩慢，營養專業隊伍萎縮

營養法的雛形是營養師法，先有人，才能真正把營養立法的工作做好。

“解放初期，中國有六大醫學院校，哈爾濱醫科大學、中山醫科大學、北京醫科大學(現北大醫學部)、上海醫科大學(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)、華西醫科大學、同濟醫科大學是設有營養系的，但是由于相關需要營養工作的單位沒有設營養崗位，很多學生畢業了不是去食堂擇菜就是去賣飯票了，或者到相關企業搞銷售，沒有繼續搞營養工作，這也導致很多醫學院校取消了營養系，人才大量流失。”翟鳳英覺得很可惜。

缺乏法律保障，營養專業人員的地位和工作崗位得不到保證，醫學院校取消了營養系，僅防疫系統就有我們通過執行營養項目培養出的3萬多名營養工作者在衛生機構改革中被迫改行，全國的營養專業隊伍日漸萎縮。

與營養專業人員少相反，我國13億人口，對營養師的需求極大，疾病預防控制系統、醫院、社區、托幼機構、學校、餐廳、航天員、運動員、食品企業等都需要大量營養師和專業人員。目前，我國營養師數量嚴重不足，在崗有資質的僅2000余人，與人口之比約65萬∶1，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。

而且，由于規范化培養、工作、職稱都得不到保證，營養師的質量層次不齊。在美國，要做一個營養師其實很難。張兵教授介紹，“在美國，要做注冊營養師需要先學習5～6年，然后還需要到有注冊營養師資質的機構實習半年到一年半，最后再經過考核才能獲得資質。而且，這種注冊營養師需要終身學習，五年內要不斷參加培訓學習，集滿學分后，五年以后才能繼續延續這個資格，否則就丟失了”。

中國從2013年開始，中國營養學會也在逐步培養和完善注冊營養師制度，類似美國的這種模式，但還在摸索階段。

除了僅有的國家級營養專業機構外，各省市均缺乏完善的基層營養工作體系，難以開展全面的營養改善工作，不能將營養工作常規化。目前的營養工作多以項目形式實施，存在局部性、階段性、臨時性的色彩，一旦項目結束，剛取得的營養改善效果會逐漸消失，原有營養問題又暴露出來。

有了人才，還得有領導，翟鳳英建議成立由各有關部委參加的國家營養工作領導委員會，對上能夠直接接收領導的指示，對下可以進行統一部署和協調，更有助于推動營養立法工作的具體施行。

“希望國民營養計劃和健康中國行對營養立法的強調，能真的讓營養法的春天來得早一點，再早一點！”這仍然是翟鳳英的愿望。

來源：健康時報網